《长征学刊》刊发我院杨竞业教授撰写的理论文章《理解与解释：东江红色文化的书写逻辑和当代价值》。全文如下：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发展先进文化，也要弘扬红色文化。东江红色文化是广东红色文化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有机内容。它既是地域文化的品牌要素，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宝贵遗产。这些论说，只是对东江红色文化在红色文化文本中的角色、地位、作用作出的初步说明，还没有真正触及对东江红色文化的本质性认识。要获得对它的本质性认识，决定性的研究工作在于运用诠释学的方法，从理解与解释及其二者的互动、融合的视角去把握东江红色文化的文本记忆，以及这些文本得以产生的革命实践、历史记忆，进而深层把握东江红色文化的文化记忆和当代价值。

一、理解逻辑：走向东江红色文化的文本记忆

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看来，诠释学是“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技术”。理解是解释的前提与基础。理解和解释面向的是文本。“文本”即是人们基于现实事实和历史史实而打造形成的叙事作品。叙事作品可分为口述作品、对话作品、研讨作品、编撰作品和著作作品等，也可以分为独编或独撰的个人作品、合编或合著的集体作品。以此视角来看，把握东江红色文化可以从关于它或涉及它的众多叙事作品上手，但这些作品有成百上千种，人们要确切地把握它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需要从理解的视角去把握乃至穿透众多的叙事文本，形成走向东江红色文化的文本记忆。

1.理解东江红色文化的文本形成主观性记忆

主观性是主体性的内在之义。主体从感性实践和已有经验出发，对客体即外在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作出自我理解和基本判断。“理解”即是以理解之。这里的“理”是指主体所掌握的理论、道理、哲理以及主体形成的理智。主体的理智是理性的，也是知性的，无论是理性的理智还是知性的理智，都是建立在感性之基础上的，或者说，都渗透着主体的感性认识。理解一种文化，意味着主体以自己的理智去认识这种文化，从中获得现实感染、情感升华。理解东江红色文化，意味着主体以感性的理智对广东东江地区这片红色革命土地建立一种基本的自我认识。这种自我认识包含对它的空间认识、性质认识、地位认识、作用认识，等等。从空间来看，缔造东江红色文化的地理空间覆盖惠州、东莞、深圳、河源、韶关、汕尾、梅州、汕头、潮州，遍及整个粤东和粤北地区。更客观地说，东江红色文化的历史地理空间还应当纳入东江游击队开展省港大营救和港九大队开展抗日斗争的香港地区，以及东江纵队北上参加解放战争的山东地区。东江革命史是研究香港发展史和山东革命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换言之，基于东江革命史生成的东江红色文化不能缺失对香港文化、山东红色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从性质来看，东江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团结各界群众，凝聚各方力量，开展对敌斗争，由此缔造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这个文化是广东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位来看，东江红色文化是璀璨的现代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它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多个独特的“第一”“最长”或“最先”。比如，东江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府（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第一个兵工厂，第一个红军棉被厂，坚持革命斗争时间最长，开展农民运动最早，建立了实施效果很好的红色税收和金融制度，等等。这些历史叙事是客观的，说明东江红色文化具有广东地方革命的前沿性、创新性、坚决性和彻底性。从作用来看，1923年前后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因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指出，“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可见，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割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有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广泛发动起来，才够形成像广东海丰那样的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革命形势。这些认识具有主观判断的历史叙事性质，人们对这些内容形成的记忆就是主观性记忆。

2.理解东江红色文化的文本形成感受性记忆

感受性是主体因事物之刺激而发生感动，并有所受益。感受性是主观性的直接表现。直面文本，主体为什么会产生感受性，诸如主体因感动而感言，或因激动而流泪，或因伤心而难过，那是因为文本具有激发主体深层的生命意识，唤醒主体内在的历史记忆的功能，正像广州黄埔军校上演的大型舞台剧《黄埔！黄埔！》激发人、感动人那样。主体的生命意识是人所共有的，因为革命先辈和先烈不起来闹革命，不作出奉献和牺牲，怎么会有后人的解放和自由？主体的历史记忆是人所共通的，因为纪念先辈和先烈是人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广大群众的惯常行为。纪念是为了铭记历史，重振革命热情，使历史文化记忆成为精神财富。在中国不同地域的红色文化当中，东江红色文化具有其特殊性、典型性。比如，在东江地区革命历史中，东征军和北伐军攻击军阀特别坚决；东江革命根据地办的报刊，如《革命日报》《暴报》《群众之路》《指南针》《新路线》《红报》《红军生活》《红旗画报》等具有很大影响力；开展金融活动具有很大实效性；革命军出现大量文化层次较高的女战士，大量华侨子弟归国参战；东江游击队教导团、港九大队参与省港大营救，抢救了800多位文化民主人士和10多位盟军官兵，赓续了红色基因，保护了中华文脉，巩固了国际统一战线，等等。这些红色事迹、革命事件和重要活动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被淹没，它们以东江红色文化文本的形式存留于广东各地，特别是粤东和粤北地区。这些文本包括东江革命队伍的文本、东江英烈的文本、东江重要战斗的文本、东江其他重要事件或事迹的文本。对于这些文本，人们所能接触到的空间主要在于东江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东江纵队纪念馆、东江干部学院、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诸多场所。人们置身其中，尤其是沉浸于东江红色文化的深层结构，人们的感受性就会自然而然生发出来。原生性的感受是主体最真切的情感流露，而植根红色历史记忆又反映客观革命现实的主观感受成为红色文化的真实表达。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正是在主观性记忆和感受性记忆相统一的环节上生成对该文化的文本记忆。

3.理解东江红色文化的文本记忆是主观性记忆和感受性记忆的统一

在诠释学视野中，理解是主观性的认识方式。理解是主观的，其蕴含的意义有三个层次：首先，理解是主体的自我理解。主体对事物的理解建立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主体的自我认识是独特的、个我的，其自我认识的生成与其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工作环境相关，其经历、交往和实践方式深层影响主体对一种文化的理解。对于东江红色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形成不同的认识，反过来说，主体先前已有的不同认识影响其对东江红色文化作出不同的理解。比如，人们对高潭革命烈士罗炽卿的认识，既有“名溢乡里的农家秀才”“秉公无私的农会委员”“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也有“愤世嫉俗的侠客”“老成持重的秘书长”“义薄云天的革命烈士”。这些主观认识与主体的自我理解是一致的。其次，理解建立于客观性之上。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是与主体相对应的客体性存在。理解的主体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作为主体去理解客体——对象性存在，它既可能是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也可能是社会存在物或自然存在物。就东江红色文化而言，人们理解的对象性存在有现实的人，如烈士、战斗英雄、功勋人物；也有物化的社会存在，如革命遗址、遗存，革命先烈、先贤和先辈的遗物、遗产、遗作、遗言；还有原生态的自然存在物，如革命军活动穿越过的罗浮山、大北山、大南山、大岭山，等等。理解的客观性并不是说理解的对象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主体把他所触及的对象性存在整体地联结起来作动态的、逻辑的理解。正像省港大营救这个事件，它并不只是一个抢救文化民主人士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与东江纵队的战斗力、执行力攸关的事件，也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文化使命攸关的事件，更是一个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华文化的文脉攸关的事件，这个事件以完满胜利结局，彰显了抗日统一战线和党的文化战略思想的胜利。再次，理解的主观性记忆与其客观性记忆相互渗透。理解本质上是一个媒介，正如人们常说的“相互理解”，其意指主体间建立起某种共识性的理解，即互主体的理解。理解一种文化，体现为现实主体对文化客体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以“一体两面”、相互渗透的方式呈现出来。“一体”是指现实的人这个主体。现实的人是受过通识教育、具有文化素养的主体，这是主体的客观性。没有受过通识教育、不具备良好文化素养的主体无法或者很难对某种文化产生深入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形成稳定的记忆，这是客观性记忆对主观性记忆的决定性影响。“两面”是理解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其一，一种文化作为被认识的对象、作为思维客体，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与背景。比如，新思潮的形成、战争或动乱的发生、经济危机或移民潮的出现等；也有创造这个文化的“剧作者”，比如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家、诗人、歌唱家、漫画家、戏剧家、电影导演自觉开展抗日文艺创作与表演等；还有展现这种文化的物质载体，比如随笔手稿、战斗记录、时事报告、学术著作，或是设计的旗帜、创新的器械、发明的枪炮、研制的弹药、改良的医药等；最后，已形成的文化成果对社会产生广泛思想影响和较大实践效应。这些客观性存在作为理解的背景、知识、信息进入主体的思想视域，从不同的向度、以不同的程度影响主体对文化的理解和记忆，这是文化的客观性对主体的感受性记忆发生的渗透性影响。其二，任何一个认识主体都是历史中的主体，都是在继承前代和前人的物质和文化成果基础上发展的。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主体所以能够理解事物，是因为他在理解这些事物之前已经有了某些相关的认识、思考和记忆，这是主体掌握的知识、理论或了解的经验、信息使然。比如，主体面对的是与左右江红色文化不同的东江红色文化，这就必然促使主体调动已有的知识、理论、信息和经验，加以整合或建构，作出对东江红色文化的研判性理解，形成某些观点性认识，甚至发出抒情性感慨，形成主体对东江红色文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性认识体现为对它的发展过程、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评价性理解。这是主体的主观性记忆对文化的客观性发生的穿透性影响。

文化是主体的认识媒介。主体认识一种新文化之前所具有的文化背景、知识积累和理论储备对其理解这种新文化构成“思前想后”“观中感怀”的基础，这既是主体从主观性出发研判和理解文化的客观性的前提，也是主体基于文化的客观性建立起感受性记忆、形成理解性判断的内在机理。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鬼谷子》的话语“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来衡量一个“决断”，即人们需要吸收和参照过去的经验，形成对未来趋势的客观判断，还要参考平常发生的事情，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美国文化哲学家E.希尔斯也指出，人们存在一种“保持同过去的联续性，思念过去以及依恋地方和集体等心理倾向”。这些认识都说明，主体要对一种新文化建立起全面、深切的理解，就不能没有对它的过去往事的记忆，不能没有对它的未来趋势的研判，也不能缺失对当下现实的主观感受。东江红色文化作为一种认识媒介，就在于人们对它的形成的逻辑起点、时间跨度、事件内蕴、人物精神、重要成果的理解，以及对这些文化要素的内在关联的理解。人们对它的理解越是客观、全面和深入，生成的文本记忆就越牢固、长久，传承文化传统和赓续红色基因就成为可见的现实。毫无疑问，这种直接的现实与人们以解释的方式建立对东江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解释逻辑：沉浸东江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

理解是主体建立在一定客观认识基础上对文本作出主观性认识的思维活动，而解释是主体对产生文本的起源、关涉文本的主要人物、连接文本的时间节点、支撑文本的重要事件及其本质作出客观性评价的认识活动。对东江红色文化而言，主体只有沉浸于其文本结构之中，以逻辑展开的方式去解释其起源，解说其人物，解读其时间节点，解蔽其重要事件及本质，形成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或确切论述，才能获得对东江红色文化的整体认识。这些对东江红色文化作出的客观评价和确切论述是富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文本，也是巩固东江红色文化主体性和传续其历史记忆的文本。

1.对东江红色文化的解释形成客观性的历史记忆

文化是体现集体人格的社会化存在。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在东江红色文化的语境里，文化创造者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江地区开展、参与和支持革命斗争的党员、干部、华侨青年、先进群众和外籍人士；从群体主体上看，是指党的正规武装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比如1927年建立的“惠潮梅农工救党军”，1929年创办的“红六军第十六师军校”，1943年建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1946年建立的“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等。这就是说，东江红色文化的缔造者是东江地方革命中的历史主体，是革命斗争时期的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的统一。

红色象征着光明、胜利和美好。红色是革命的本色，因为革命反对黑暗统治，反对压迫剥削，反对旧世界和旧秩序；人民只有以革命的斗争去反对反革命的活动，才能找到光明，取得胜利，拥有和平与美好。党领导下开展和推进的东江革命斗争，是一个洒满牺牲的血泪又饱含胜利曙光的历程，是一个艰辛曲折的探索又充满发展机遇的进路。这样的革命斗争实践创造了一个由众多革命英雄、动人革命事迹、丰富革命遗存、宝贵革命经验和独特革命精神构成的东江红色文化。

对东江革命英雄的解释。革命烈士和英雄是红色文化的主体性存在。那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牺牲、奉献的烈士和英雄，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浴血奋战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是铸造红色文化的历史主体。对东江革命英雄的解释，在于把握其革命的立场倾向，其革命的觉悟认识，其革命的活动时间，其革命的事迹和贡献，等等。比如廖承志对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烈士的评价，“张文彬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他对革命是坚决的，他对重建香港的党和广东的党，做了大量工作，是有功劳的。”又如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东江游击队员孙儒的评价，指出这位具有南洋归侨、左联作家、粤商人士等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为支援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筹办做出重要贡献的外贸管理工作者”“勤奋敬业的新闻工作者”“令人尊敬的学界楷模”“成果丰硕的经济学家”，等等。可见，革命英雄、烈士以及其“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后人对东江革命英雄、烈士的解释，正是为了铭记这些英雄和烈士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为了赓续红色基因，使之世代传承下去。

对东江革命事迹的解释。革命事迹是红色文化的过程性存在，是红色记忆的线索展开。正像廖承志评述东江纵队发展史所指出，“《东江纵队史》记录了东江纵队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东江军民英勇抗战的光辉历程。”“广东东江是我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东江人民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东江纵队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拥有一万一千余人的部队。”“在东江和北江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六万余平方里，人口四百五十万以上，成为中外共知的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论述是对东江革命事迹的简明性阐释，也是对东江红色文化文本具有整体意义的注解。

对东江革命遗存的解释。革命遗存或旧址是红色文化的物质性存在，是地方党组织落实上级部署、开展对敌斗争、完成战斗任务、培养军队骨干、提供军需保障等所建立的军事设施。革命遗存是革命战斗力的历史映射，也是留住红色记忆的物化模块。1927年底，东江特委在惠阳的中峒、海丰的朝面山、陆丰的激石溪等地建立了后方基地，并在中峒设立了红军医院、军需仓库、兵工厂、被服厂。依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东江地区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建设了一些军事设施，比如梅埔丰根据地的九龙嶂建了兵工厂，八乡山根据地的河西村建了军械厂，潮普惠大南山根据地的雷岭建了炸弹厂，龟山湾建了红军野战医院，等等。而今，地方政府重视保护革命遗存，着力修建革命旧址，打造与特色文旅相融合的纪念场馆，正是基于铭记历史、不忘本来的理念，为当下的红色教育提供原始资料、真实场景和客观解说的路径。

对东江革命经验的解释。革命经验是党领导革命斗争形成的思想成果，是党的组织与革命队伍解决内外矛盾和克敌制胜的思维结晶。相对于大区域的革命经验或全国性的革命经验而言，东江革命经验是微观的、具体的经验，对之作出解释是细致而特定的。比如，广东党史工作者指出：“东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华南分局）和粤湘赣边区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中共东江地方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结果。”这就阐明，东江地区得到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正确领导是取得革命斗争和战争胜利的首要经验。其次，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为保卫家园与土地而英勇斗争、善于斗争，是取得革命斗争和战争胜利的又一条经验。正像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评价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反动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时所指出，“这是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再次，“把山区坚持和平原发展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协同作战与民兵群众斗争相结合”，这是正确运用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的成功经验。最后，打造东江和韩江两大块战略基地，为南下野战军入粤作战、解放广东全境奠定比较安全的阵地基础。这是东江地区又一条具有创造性的经验。

对东江革命精神的解释。精神是文化的核心所在，革命精神是红色文化的价值所在，东江革命精神是东江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东江革命精神内含“爱国主义、敢于斗争、国际主义、敢为人先”等要素。这些要素是其价值元素。既然文化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而文化的价值又在于彰显其主要精神，由此就提出一个解释东江革命精神的原则和方法。从原则维度来看，东江革命精神是地方革命精神，与中国大陆各地区发生、形成的革命精神具有同等地位，它们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的有机组成要素。这就是说，不能认为一个地方的革命精神比另一地方的革命精神更重要、更高级或更优越。从方法维度来看，评价一个地方的革命精神，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时空观、文化观、价值观，等等。就东江革命精神而言，要解释这个精神形成的时间条件、空间地域、文化背景、结构要素、价值意蕴。由于不同地方的革命造就不同的红色文化，其革命精神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人们可以把东江革命精神与其他地方的革命精神作比较，引出新的认识；也由于全国各地的革命精神同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革命斗争实践形成的精神结晶，因此，应当从伟大建党精神这个源头出发去阐释地方革命精神，而非偏离这个精神之源。

2.对东江红色文化的解释形成合理性的历史记忆

“合理性”是事物具有原生态存在的性质或样态。事物所合之理就是其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或结局的内在规律。从规律性层面解释合理性是事物得以全面、客观和彻底解释的方法论。“历史合理性”是指历史存在的规律性，也就是历史中的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结果或结局的内在规律。以这个认识来看，历史合理性即是历史必然性。然而，不能说所有历史及其过程中的事物都是必然性的产物，因为古今中外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必然性之外的偶然性的特点。正像恩格斯指出：“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就东江红色文化而言，它作为地域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作为特色文化，是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作为革命文化，是广东革命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尽管这种解释是表层的，但它具有合理性，并形成基于合理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解释是深层的，即从东江红色文化的现代性和超越性的层面来展开，这种解释不仅形成具有合理性的历史记忆，也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文化记忆。因为这种解释“是由相互重叠和相互关联的各种陈述、观点与推论所组成的某种严密的结构中产生出的”。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东江地区的党组织和军队为了生存下去而开创红色金融实践，其忧患意识、生存意识对于当下中国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带来创新的思维启迪，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这可能是一种发展的偶然性，但它值得人们去审思和借鉴。又比如，深受东江红色文化浸染的青年学生或革命英雄、烈士的后裔，着力打造数字化、智能化、联动性和即时性的红色精神教育网络空间，引发红色教育培训与文旅游径变革，引领学校思政课、党派团结课、企业创新课融合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形成全面发展的、共建共享的、绿色生态的、健康向上的大湾区文化。

3.对东江红色文化的解释形成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相统一的历史记忆

解释是主体性的解释，主体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因为主体总是基于文本的客观性和文本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和解释，得出具有客观性的感性认识和含有主观性的理性认识。就东江红色文化而言，其文本结构在于：处于底层的作为实体性文本的革命遗址、历史遗存；处于中层的作为实质性文本的纪念馆、红书馆、博物馆、演播厅的图书、资料、雕塑、复制品、剧作，以及作为虚拟性文本的红色教育网络空间的信息、电影、视频；处于上层的作为精神性文本的核心价值，以红色课堂、专题论坛、学术研讨会等载体鲜活呈现出来。这就说明，建构东江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不仅需要对这种文化的基本传统作“批判性审查与扩充”，也需要做好这种文化的底层、中层和上层的结合，做好文化的实体性文本、实质性文本和精神性文本的整合，把解释革命遗址遗存，解读红色图书、资料、影视作品和解蔽红色故事的精神、价值融合起来，以东江红色文化的客观真实性提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自信，以其合理发展性增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的实践自觉。

应当说，既有文化自信又有实践自觉的现实主体，向来懂得把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际、问题和方法结合起来观照文化，正像“哲学真正关心的事情，不是某个东西被认识到，而是这个东西出于什么理由被认识到。”当下，人们关心东江红色文化不在于它的某个形式、人物、载体、范围等问题，而在于它的精神和价值能够以什么方式为广大青年和党员干部提供有益且有效的滋养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建构起以客观理性的解释逻辑和巩固文化记忆的融合逻辑，使沉浸东江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与弘扬东江红色文化的文化记忆贯通起来。

三、视域融合逻辑：弘扬东江红色文化的文化记忆

建构一种理解和解释相统一、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相适应的视域融合逻辑，是充分理解东江红色文化又准确解释这种地方文化的辩证方法，是坚持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观性与其感受性相融通，把握其历史客观性与其历史合理性相融贯的创造活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我们的文化合理地整合起来，建立起理解与解释相融合的视域，并且“把合理性视为理解的路径，不仅仅是作为理解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理解本身的一个构成或组成部分。”唯有推进这样的合理性的创造活动，才能在弘扬东江红色文化的感性活动中激活红色文化记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1.东江红色文化的存储记忆：文本的主观性与历史客观性的统一

构成存贮记忆是依赖于文本的，人们对一种文化的记忆依赖于产生该文化的历史文本和现实文本。在东江红色文化的文本结构中，其构成要素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底层结构的实体性文本，还是中层结构的实质性文本，都有原生的历史文本，也有创生的现实文本。人们面对或沉浸于这些文本，必然会产生主观的感受性，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相应也会形成不同的情感审美或共鸣。每个人不仅对不同的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对同一个文本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这是文本的客观存在对人的主观感受的激发，是物质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成这一规律的体现。而正确把握这个规律，就转化为尊重社会规律、重视历史客观性，坚持运用红色文化对人的教育熏陶，在经常性的教育熏陶中巩固东江红色文化的存储记忆。存储记忆是红色文化的活态记忆，激活红色文化重在激活人们对这种文化的记忆。而要保持活态的文化记忆，人们就要与红色文化文本保持某种生命联系。

2.东江红色文化的功能记忆：文本的感受性与历史合理性的统一

构成功能记忆同样依赖于文本，但它更为需要社会工程的建构。就像一个人或家庭成员要记住祖先、父母，只要记住他们留下的祖屋、族谱、家书和家训等遗产即可，但要让整个宗族、全体民族世代相续记住他们的共同祖先、杰出先贤就尤为需要图腾崇拜、精神象征、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就需要构建体现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的宗祠、庙堂、祖居、纪念馆，以及珍藏其内的古玩、书籍、画册、像册、牌匾等。在东江红色文化的文本结构中，实体性文本和实质性文本共同建构了面向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功能记忆。在人们的文旅和培训活动中，对应功能记忆的红色文化文本具有内容的特定性、思想的指向性和精神的激励性。因此，对于这种红色文化，人们从解释它“何以是”走向理解它“感于是”，从解释它“为什么”转向认同它“为了谁”，以致人们当下关心的不只是完成学习任务的轻松和参观具体环节的收获，而且进展到对革命先烈和人民英雄的敬仰，对红色文化精神传统的传续，对文化主体性的觉悟与守护。

3.东江红色文化记忆：文化主体性与历史合理性的统一

文化记忆植根于文化主体之内。文化主体应当对祖国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保持鲜明的态度、高度的自信和清醒的意识，使记忆成为一种自觉和习惯。人们对东江红色文化的记忆，生成于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对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坚守。文化主体不仅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自信、自觉自省、自强自励，保持知行合一，觉悟如一，内外统一，还要做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既注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注重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样一种对东江红色文化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即是对地方特色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坚守与传续，也形成文化记忆的绵延。二是对历史合理性的自觉认同。东江革命史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包含东江地区的华南战场是推进和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四大战场之一，与东江革命史相适应的东江红色文化具有历史的正当性、发展的正义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东江革命史是产生东江红色文化的丰厚土壤，东江革命根据地和华南战场是滋养东江红色文化的广阔空间，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华南分局）以及在革命斗争战线上牺牲与奋斗的广大军民是坚守东江文化和岭南文化主体性的忠实的历史主体。这就是说，在形成东江红色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坚守文化主体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行为，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就没有记忆的绵延，而自觉认同历史合理性是在理解中国革命实践的普遍性之中把握东江红色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在解释东江红色文化的特殊性之中理解东江革命实践所呈现的中国革命实践的普遍性。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够在文化主体性与历史合理性、理性认识与历史认识的统一中把握东江红色文化记忆。

应当说，从理解与解释相融合的视域来看，东江红色文化记忆的形成在于把人们的存储记忆和社会的功能记忆结合起来，而真正激活和绵延东江红色文化记忆的内在机理在于坚守文化主体性与认同历史合理性的统一。当下，人们研究、宣传和弘扬东江红色文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就是为了不忘历史，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改革创新潮流，自觉做社会历史的促进者；为了不忘初心，牢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做红色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文化精神的坚定守护者。

四、活化记忆：提升东江红色文化当代价值的复合进路

文化的价值在于：以其文明敦化和熏陶人，以其品格净化和纯洁人，以其境界美化和提升人。东江红色文化是革命战斗的文化，是牺牲奉献的文化，是爱国救民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挖掘东江红色文化熏陶人、纯洁人和提升人的当代价值，就需要把握和运用理解、解释及二者相融合的方法，去活化其在人民群众中的记忆。

1.在理解中激活东江红色文化的存储记忆

理解是记忆的基本方法。人们对理解了的事物更容易记住，这是常识，其中的哲理在于：理解是主体积极认识事物的方式，也是主体主动深入到事物中，把关于它的知识、信息或经验内化为自我的东西。正像伽达默尔评价海德格尔对诠释学作出的哲学贡献时指出，“理解不再是他人背后的人类思想行为，而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激动”。对于主体而言，理解一种文化是主动接受一种文化，对它怀有感情，并力图去掌握它，希望这种文化能够为其所用。对于东江红色文化而言，理解是激活这种文化的首要方式，是抓住这种文化的实体及其影像的重要渠道。理解东江红色文化不是为了某个外在的目的，而是为了让那些令人关注的感动人的东西入脑入心，建立基于底层结构的文化文本的存储记忆，这种记忆是现实性的感性认识，能够为熏陶人提供滋养作用。

2.在解释中激活东江红色文化的功能记忆

解释是记忆的更好方法。主体为什么需要或愿意去解释一种事物或某种文化，解释它的起因与源头，解释它的环节与过程，解释它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是因为解释行为是主体关注该事物、文化的科学方式，是探索乃至获得对事物、文化的本质性认识的重要媒介。解释不同于理解的一个地方在于，它需要对事物中的文化现象或文化中的事件性质作出符合性陈述或一致性判断。对主体而言，善于解释是一种认识方法的运用和思维能力的体现，也是主体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并把它成功呈现出来的贡献。对东江红色文化而言，这种公共财富怎样才能够被社会所广泛共享，这取决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等组织主体对它的载体作出高质量的工程建构，也取决于那种富有解释力的红色文化解读，具有说服力的红色文化解秘能够进入公众的视野。因此，要确立岭南文化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主体性，以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可能性与现实性相契合的解释方式去激活东江红色文化，巩固这种文化的功能记忆。这种记忆是反映历史客观性的理性认识，是红色文化培根铸魂的本质力量，能够为净化人发挥引领作用。

3.在融合运用中激活东江红色文化的文化记忆

人们试图去理解和解释一种文化，根本目的在于懂得和享有这种文化，去运用这种文化给予的方法、精神和价值。无论是深入的理解，还是精确的解释，文化的文本意义都能够被再生产出来。主体每一次带着感情的理解，每一次遵循依据的解释，都能够超越文本的原生意义或者文本作者赋予的意义，这种超越性在于主体的前见同当前理解引发的感受，同精确解释获得的创见相碰撞、相融合。对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要求而言，激活东江红色文化，巩固和绵延广大人民的文化记忆，就需要把理解和解释的方法技术融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好，既在全面、深入、彻底的理解上下功夫，在理解中促进文化解释力的提升，也在客观、精确、科学的解释上下功夫，在解释中促进文化理解力的增效，综合发挥现场教学、案例课堂、专题论坛、学术研讨会等载体，多维度展示精神性文本的丰富内涵，多面相彰显东江红色文化的的核心价值，持续不断地赓续红色文化基因。

总之，东江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的红色文化的组成部分。东江革命精神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个有机要素。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文化，要铭记包括东江革命史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传承包括东江红色文化在内的中国红色文化，也要以理解与解释的方法去把握这些红色文化的内在结构和革命精神的生成机理，把握其主观感受性和客观必然性相统一的书写逻辑，建立起基于历史叙事的红色文化记忆。在理解和解释的互动中激活东江红色文化的存储记忆、功能记忆，巩固和发展文化主体性，使红色文化及其革命精神更好地服务于培根铸魂、化人育人的工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